“建軍哥，你怎么想？”古民問。

建軍抬起頭，看了古民一眼，又低下頭，聲音嘶啞：“我……我喜歡她。她也對我不錯。就是她家里……還有她，可能沒安全感。我也理解。可是……我實在拿不出那么多。”

“你跟她談過你的實際情況嗎？包括收入、積蓄、家里的情況？”古民問。

“談過。她說……她說可以一起努力。但彩禮和房子是底線，不然她家里不同意，她也怕以后……”建軍的聲音越來越低。

信息很清楚了。這不是一次平等的婚姻談判，而是一次基于情感依賴和不安全感的、單向的經濟壓榨試探。女方（及其家庭）抓住了建軍“急于成家”和“二婚自卑”的心理弱點，以及“帶孩女性再婚市場價值可能被低估”的自我認知，提出了遠超建軍支付能力的條件，試圖最大化自身經濟利益。建軍則因情感投入和“怕失去”的心態，陷入被動，甚至可能自我說服“對方的要求合理”。

“大姨，姨夫，建軍哥，”古民放下那份“要求”，語氣平靜，“這事，光哭和吵沒用。咱們得坐下來，把事情掰開揉碎了談。不是去求對方降價，而是要搞清楚，咱們到底要什么，能付出什么，底線在哪里，以及怎么談才能不人財兩空。”

“還能怎么談？人家咬死了十八萬八和房子！”大姨夫在床上嘆氣。

“那就得看，這十八萬八和房子，到底是‘必須’，還是‘開價’。”古民說，“如果是‘必須’，而咱們絕對拿不出，那這婚結不了，長痛不如短痛。如果是‘開價’，那就有得談。但怎么談，不能空口說白話，得有個章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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