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瘦了。”

“瘦了。在外面不好好吃飯。”

“臉色也不好。”

“覺也睡不夠。”

“不行。這樣不行。”

兩只冰涼的手同時落在我的額頭上，一左一右。我被凍得想縮，身體卻動不了。那兩只手就那樣貼著，像在摸一個發燒的孩子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左邊的聲音說：“不燙。還沒燒。”

小主，這個章節后面還有哦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，后面更精彩！“那就好。”

“再睡一會兒吧。”

“再睡一會兒。”

然后是沉默。長久的沉默。我以為她們走了，意識開始往更深處滑去。可就在墜入徹底無知覺的前一秒，我聽見右邊的聲音忽然嘆了口氣，用一種非常非常輕的、幾乎像呼吸一樣的方說了一句什么。

我聽不懂。

但那個語調，那個節奏，那種說完了之后沉默很久的余韻——那是一個告別。

我第二天醒來的時候，被子蓋得嚴嚴實實，四個角都被掖進了褥子底下，像小時候我媽怕我踢被子做的那樣。我坐起來，發現枕頭邊放著一樣東西。

三顆糖。

大白兔奶糖，舊版包裝，市面上早就買不到的那種。糖紙被捂得微微發軟，像是從某個貼身的口袋里取出來的。

隔壁隔間的乘客已經下車了。我問列車員，昨晚有沒有人進過我的隔間。列車員說沒有，門一直是關著的。

我低頭看著那三顆糖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很小的時候，大概三四歲，我跟著外婆在老家的村子里住過一陣。外婆有個老姐妹，我叫她二奶奶，臉上全是皺紋，手也是涼的，每次見了我都要從兜里摸出幾顆大白兔奶糖塞給我。她說話帶著一種誰也聽不懂的方，外婆說那是她老家的土話，整個村子就她一個人說那種話，因為她的老家已經不在了——修水庫，淹了。

二奶奶什么時候走的，我已經不記得了。只記得外婆后來提過一次，說二奶奶走之前念叨了我，說我太小了，不知道以后還記不記得她。

我把糖紙剝開，把糖放進嘴里。

甜。

我又剝開第二顆。

還是甜。

第三顆我沒舍得吃。我把糖紙重新包好，放進了錢包里。

那年回家，我跟我媽說：“我好像知道那兩個老太太是誰了。”

我媽正在擇菜，頭都沒抬：“你知道什么了？”

“你以前說，路過老墳地心里喊一聲，她們會照看我的。”

我媽的手頓了一下。

“我每年都喊，”她低著頭，聲音很輕，“每年都喊。喊她們路上照看你，平平安安的。”

菜刀擱在砧板上，沒再拿起來。

廚房里安靜了很久。窗外有人在放鞭炮，遠遠的，一聲接一聲，像是在喊什么人回家。

后來我查了一下那趟車的運行路線。它經過老家那片老墳地的時間，大概是凌晨兩點半到三點之間。

而我每年被那兩個老太太“叫醒”的時間，正好是凌晨兩點四十五。

不多不少，年年如此。

我沒再退過票。

每年臘月二十七，我的購票軟件里會自動躺好一張回家的軟臥。我照常上車，照常睡覺，照常在凌晨被那兩雙冰涼的手摸一摸額頭，聽她們用聽不懂的方說幾句話。

有時候是“穿厚點”，有時候是“少抽煙”，有時候只是一聲長長的、滿足的嘆息。

我從不睜眼。

但我每次都會在心里說一句——

我挺好的。明年還回來看你們。

糖我一直留著。

就放在枕頭底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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