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四日，凌晨。

突擊小隊帶回來的情報還在各部隊緊急傳達，唐生智卻被蘇晴攔在了司令部門口。

“司令，您答應去看我們宣傳隊的工作的。”蘇晴一臉認真，“您已經拖了三天了。”

唐生智愣了一下，苦笑。這些天忙著調整部署、推演戰局，還真把這事忘了。

“好，現在就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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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隊設在城南一處廢棄的學堂里。

唐生智走進去的時候，里面正忙得熱火朝天。十幾個年輕人圍在一張長桌旁，有的在刻蠟版，有的在推油滾，有的在裁紙。墻角堆著一摞摞印好的傳單，足有幾千張。

李老師――那個四十來歲的教書先生――正在給幾個年輕人講課：“記住，傳單不是寫文章，要簡短，要有力，要讓當兵的一眼就能看懂。比如這句――‘放下武器，保你不死’，八個字，夠了。”

唐生智點點頭，走過去拿起一張傳單。

傳單是中文的，上面印著幾行大字：“日本士兵們！你們的家人正在等你們回家！你們的軍官在欺騙你們！放下武器，中國軍隊優待俘虜！”下面還有一行小字：持此傳單投降者，可得食物和安全。

唐生智看了一會兒，放下傳單。

“李老師，這傳單寫得不錯。但有個問題――日本兵，有幾個能看懂中文？”

李老師一愣，隨即慚愧地低下頭：“司令說得對，是學生疏忽了。”

唐生智搖搖頭：“不是疏忽，是沒轉過彎來。咱們要打的，是心理戰。心理戰的對象，是日本兵。日本兵，得用日語。”

他看向蘇晴：“會日語的人，能找到嗎？”

蘇晴想了想：“城里應該有。南京是首都，有不少留過日的學生、做過生意的商人。我這就去找。”

“越快越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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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時分，蘇晴帶著三個人回來了。

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，戴著金絲眼鏡，斯斯文文的，叫周文華，是東京帝國大學回來的留學生，在南京開了家書店。

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，穿著樸素的旗袍，叫陳婉貞，早年隨丈夫在日本經商，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。

還有一個年輕姑娘，二十出頭，扎著兩條辮子，叫林曉月，是在教會學校學的日語，雖然沒去過日本，但發音很標準。

唐生智看著這三個人，心里有了底。

“三位，請坐。”

三個人有些拘謹地坐下。

唐生智開門見山：“日軍已經在向南京逼近，隨時可能到達外圍陣地。我請三位來，是想請你們幫忙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――用日語，動搖日本兵的軍心。”

三個人面面相覷。

周文華扶了扶眼鏡：“司令，您的意思是……讓我們寫傳單？”

“對，傳單。”唐生智說，“飛機我們沒有，但可以用氣球、風箏，或者讓突擊隊員潛入敵后散發。只要能讓日本兵看到，就是勝利。”

他從桌上拿起一疊資料，遞給周文華：“這里有日軍的番號、師團長名字、士兵的家鄉地名。你們寫傳單的時候，把這些細節加進去。日本兵一看，就知道這是了解他們的人寫的，不是空話。”

周文華接過資料，仔細翻看，眼睛漸漸亮起來。

“司令，這可行！”他有些激動，“日本兵遠離家鄉，最想家，最怕死，最不信軍官的話。如果傳單告訴他們真相，告訴他們國內的反戰情緒，告訴他們中國軍隊的防御決心，他們的士氣一定會被動搖！”

陳婉貞有些擔心地問：“可是司令，我們這樣……會不會被當作漢奸？”

唐生智看著她，認真地說：“陳女士，你們是在用自己的語，去喚醒那些被軍國主義蒙蔽的人。這不是當漢奸，是救人――救中國百姓，也救那些被逼著來送死的日本兵。”

陳婉貞沉默了一會兒，輕輕點頭。

林曉月怯生生地問：“司令，我……我能做什么？”

唐生智笑了：“你日語發音標準，可以幫周先生校對，確保傳單上沒有語法錯誤。”

林曉月的臉紅了，但眼睛里閃著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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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晚，宣傳隊的“日語組”正式成立。